两百万人到了台湾岛。国民党从海峡的对岸运来了大量的黄金，但在这个逼仄的小岛上，问题一触即发。
迁台后的国民党，在金门和马岛陈布兵马，严加操练，军费居高不下，美国的金援大部分都花在了这个地方。
台湾岛上仅有非常初级的工业基础，除了蔗糖富余以供出口换汇，水泥这类基本的工业品尚不足以自给自足。当局设定了多达几百种汇率，一一对应各种进口货品，对于投机者而言是绝好的土壤。
经济问题很严重。
蒋家到了台湾地区，蒋经国接管了军队和情报机关。在这个有六百万本地人的地方，国民党严密防范着外部的渗透与颠覆，成千上万的人被抓进监狱，或者一待就是二十年，或者立马枪决。安全问题如此要紧，财经问题相形之下显得没那么重要。蒋介石把财经大权交给了他非常信任的副手：陈诚。
陈诚迅速推进了土改。为了争取这个岛上人数最多群体的支持，国民党以土地实物债券和四大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，换取地主手中的土地，好让“耕者有其田”。10万个出让土地的地主里面，有99%的人都把股票以七八折的代价卖给了台湾的五大家族。
短期的经济提振，显然无法应付繁复的目标。通货膨胀长期存在，导致生产能力无法赚取足够的外汇，以同时支付昂贵的军队和人民的物质需求。庞大的公营事业、来自大陆的资本家和本地的资本家共同垄断着岛内的经济，但他们对于解决官方的赤字问题缺乏兴趣和动力。
凯恩斯的信徒马上就要迎来挑战。一群新的经济与技术官僚，准备开出自己的药方了。
01
选定的赢家与败家
三民主义要求“节制资本”，官方控制产业以不致贫富失调。从大陆迁来的经济官员，相当一部分继承了三民主义的这种规训，对于市场经济改革抱有相当的疑虑。
美国人拿着美元要求经济改革。汇率需要趋向自由化，民营企业部门需要得到鼓励以振兴出口，如果上述改革没有实现，美国人的援助就会停止，军费也便没了着落，这是最致命的威胁。
来自美国的“芝加哥学派”经济学教授，改变了经济官僚的想法。从50年代初开始，陈诚手下掌握经济实权、且备受蒋家信赖的经济强人尹仲荣，开始频频向他身边的经济高参请教，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好汇率、财政、贸易等一系列经济问题。
从1953年开始，尹仲荣就赞成私营经济，并主张扶持那些弱小的民营企业。他认识到，台湾地区经济需要通过信贷、外汇资源分配来达成“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”，这一想法在当时十分大胆。但在保守派经济官僚环绕的情况下，改革无以施展。
改革的斗争是激烈的。
尹仲荣强势、傲慢，说话又咄咄逼人。对于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，记者们当然喜爱。他的金句被当场记录并被报刊原文发行，为了得到更多的机智评论，一些记者甚至当场激怒他。但这也让很多被硬刚的人难以接受他的经济思想，许多“立法委员”经常威胁要他下台，他的回应总是：我准备随时下台。
一语成谶，反对派在1955年以贪污检举，他真下台了。
三民主义“节制资本”的训导，对于改革派就像一个紧箍咒，对于保守派就像一件护身符，没有老蒋发话，谁也没有对这一训导的最高解释权。
1957年，来自美国的压力日大，尹仲荣洗刷了罪名，被复职，但其硬刚风格不改。尹的朋友告诫他“不要太锋芒毕露”。尹的另一位同僚“好好先生”严家淦，则忙着帮他擦屁股。
严家淦处事中庸，忠诚任事，为蒋家所重。但凡尹仲荣有什么惊天的言论与改革思想，他总是以温和的语言转述给老蒋和陈诚。当老蒋知道，原来经济改革能够多挣外汇，军费还照样维持，改革计划终于得到了允许。
改革派小心翼翼地推进经济改革。
在承接针对塑料行业的美援时，国民党支持的权贵资本一开始是应标者，但经考察投资规模太小以致无法盈利后，权贵资本中途退出。
尹仲荣让台湾银行查一下有钱的储户，存款800万的大米商人王永庆被选中了。尽管下面的主事官员不满于这个百万富翁对塑料行业的一无所知，但出于公心，还是将这个项目交给了王永庆。这当然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，主事的改革派官员被控贪污罪辞职，但传奇的台塑公司在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大赢家。
无名之辈成了大赢家，破坏经济改革大计的权贵资本则被挑下马。
1960年，得到陈诚背书的台湾地区第五大民营企业——唐荣钢铁公司——爆发了财务危机。一众官营银行被指示向这家“大而不能倒”的公司放贷1.2亿台币。银行调查了财务状况，他们决定撤回之前拟定的贷款协议。因为，银行发现，这个烫手山芋在一年之间的债务增加了15亿，该公司光在台北高雄两地就欠了4000个私人债主将近3亿台币，而债主中又有很多国民党高官。
面对这样一家玩脱的“事实上的银行”，尹仲荣主张下调付给民间债权人的利率，从而降低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成本，并吸引更多人把钱储蓄在银行，最终实现抑制通胀、扶持民营企业的目的。
唐荣公司的老板和背后有权势的债主，当然无法理解尹仲荣的意图，他们搬来了陈诚这个大救兵。银行按照尹仲荣的意思开出了七项条件，但唐荣拒绝了。
这下炸锅了。尹仲荣在“立法院”质询中向委员们通报了唐荣拒绝债务重组提议，并公布了交易细节。一时之间，唐荣公司就像被挤兑的银行，摇摇欲坠。最终，唐荣不得不接受“行政院”的指导运营，创始家族的私产被悉数收作公司财产以备兑付，公司允诺的利率也相应下调。
此时，台湾地区的经济改革刚刚起步。经济建设要用钱，没人往银行里存是个大问题；同时，出口赚汇需要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，而他们则是面临着极高的民间借贷利率，畸高的资金成本阻碍了更多贸易的发生。
借唐荣公司之命，尹仲荣一箭双雕，为台湾地区经济转向出口奠定了基础。
02
转型难题
陈诚走了，“老蒋”终于也还是老了。
1969年，蒋经国出任“行政院副院长”。在管了二十年情报、安全与军队后，蒋经国将手伸向了经济领域。
在“小蒋”全面掌握权力之际，中国与美国外交开始破冰。与此同时，石油危机席卷全球，西方世界面临经济滞涨。
经过十年的发展，这个岛屿开始在全球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廉价的劳力、勤劳的人民、出口导向的自由贸易，使出口占据了台湾GDP约一半的份额。但岛内的公营事业与大型民营企业牢牢垄断着内部的市场，对出口缺乏强烈的动力。面临剧增的油价与物价，贸易红利显得脆弱。
经济的未来在哪里？台湾地区先于大陆遭遇了经济改革的转型难题。
邓小平在苏联留学的同学蒋经国，表现出了与前者同样的变通。蒋经国推出了耗资50亿美元的“十项建设”，囊括了铁路电气化、机场与港口等多个重大项目。这标志着国民党到台湾地区以来对经济的首次大规模干预。在维持自由贸易的同时，小蒋仿效日本通产省，成立了“经济设计委员会”，以总调规划经济建设项目。
在经济领域，“财政部长”李国鼎、“经济部长”孙运璿是蒋经国的左膀右臂。两人在财经、工业系统浸润多年，是工程师出身的经济技术官僚。
李国鼎起于陈诚主政财经事务的时代，早在50年代就成为财经系统中的佼佼者，亲身经历了台湾地区经济政策由“出口替代”向“出口导向”的转折时刻。孙运璿受老蒋所托，把他亲孙子安排在电厂工作，与蒋家逐步建立了信任。
干练的经济技术官僚，很快就把眼光聚焦到了当时刚兴起的半导体产业。
1973年，在“立法院”反对派发出的“加拿大、英国都失败，我们怎么能够成功”的论调中，孙运璿主导建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。在芯片项目上一出手，就是四亿新台币。如此大一笔巨款，惹人眼红，为了保护工研院免于外界的政治排挤，孙运璿把工研院放到了“经济部”下面。
发展一个芯片产业，官方的信任比创新精神还要重要么？
03
“经济技术官僚”的接力赛
无论是东亚，还是西方经济体，答案都是肯定的。
官方信任为最高优先级，对于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人来说，是令人困惑的。但只要看到，日本以“护送船队”的方式，为几大财阀发展科技实力提供政策窗口指引、信贷激励，美国为重新赢得对日的芯片优势，在官方层面组织大型研究计划，我们就知道，在科技树的最顶端，官方信任是先决条件。
这种官方信任不仅体现在一个经济体系的内部。后发者要追赶，离不开畅通的科技交流。
官方积极寻求来自美国科技公司的技术转移。曾就任于美国无线电公司（RCA）的华人工程师潘文渊，给蒋经国和一众官僚讲，台湾地区究竟应该怎么进行产业升级。除此之外，来自贝尔实验室、德州仪器和IBM的研究人员与高管组成了技术咨询委员会，为当局出谋划策。
酝酿了十年，“经济部”想拉民营大企业入伙，一起投资建立一家半导体公司：联华电子。
但是民营企业对于高科技并不感冒。长期研究台湾经济的大陆学者巫永平甚至认为，台湾地区的民营部门缺乏企业家精神。因为风险太高，台湾地区的民营大企业规模比起韩、日两国要远为小，民营企业家在半导体产业起步之初极度缺乏承担风险的意愿。最后，当局不得不动用政治影响力“逼迫”几家民营企业认购了30%的股份，民营部门不愿认购太多，工研院自掏腰包分担了一部分。
涉及到高风险的科技产业，还是得公共部门来当开路先锋。在台湾地区的芯片大业中，官方既是一个发起者，也是一个企业家，虽然官方一度想让渡与私营部门占优的股份，但民营企业家并不领情。
问题在于，官方并不总能充当高科技产业“正外部性”的发起者与维持者。官方资助科技事业，很难在一个领域从一而终地投以大注，如果没有成效或者人去政息，倡议一方便失去了合法性，资金预算就会被挤压。
掌握实权的贤明经济技术官僚，对于高科技产业发挥着核心影响。在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，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逐渐历练成为有经验的经济官僚，抑或经济官僚逐渐懂得如何搞技术工业，最后，两者往往融合成为“经济技术官僚”。
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幸运在于，多个受蒋经国信任支持的经济技术官僚像参加接力赛一样，陪伴这个产业最终实现了良性的公司化运作。
1984年，孙运璿去职“行政院长”，保守派俞国华上任，对半导体之支持不如以往。
李国鼎在这时为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担任起了领路人的角色。从“财政部长”位子上退下来后，李被蒋经国委任为国务委员，专门负责科技业。
李直言不讳，性格强势，风评很好。因为在“财政部长”任上坚持盐税废除之后应提高盐价，李引发了蒋经国的不满，转而辞职。但幸运的是，因与小蒋没了权力上的争执，李国鼎反而更受蒋的信任，可以在科技业施展拳脚。
1986年，李国鼎最终成功劝说“行政院长”支持成立台积电公司。官方往这家公司投了一亿美元，占股48.3%。为了免于专利诉讼以及寻求技术支持，飞利浦被引入股东名单，占股约四分之一。其他股东是零零散散的民营企业，事业开始之时受当局扶持的台塑集团还被迫认购了一些台积电股份，但很快就卖掉了，可见高科技公司之烫手。
有了钱，还得有合适的人选。李国鼎从美国挖来前德州仪器的高管张忠谋，先是在工研院和联电任职，台积电成立后转任于此。
美国华人回台发展芯片，在那个时候前景还不明朗。好在官方提供了发挥空间较大的用武之地，工研院、联电、台积电均不受官方繁文缛节拘束，并且参与创业的员工给予了可观的股权分配。大批有才干的华人工程师选择回岛，他们带来最新的技术与更国际化的视野，为官方设立的高科技公司贡献力量。他们或许待个三年五载就会离开，但没关系，技术扩散的目的只有那些走出去创业的人才能达成。
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上，当局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产业策略。国民党刚到台湾地区时，制糖业、纺织业大多为官营，在随后发展钢铁、石油、化工等重工业时，国民党设立了一批公营事业单位，或依靠亲近的大陆资本家和台湾地区本地资本家，从中“挑选赢家”，给予美援与信贷支持。
对于全新的高科技产业，当局给予了不小的激励。官方在1980年建立了新竹科技园，园内企业享有从税收减免、低利率信贷到风险投资等各项优惠。这些举措有力地吸引了留美的青年才俊，他们纷纷回台，在官方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的鼓励下，台湾地区的人民准备好了跑在日本人之前争夺信息时代的全球市场。
04
公平的赛马
在官方的示范下，宏基等企业开始前赴后涌地参与高科技产业。在这个新型产业，无论是土著的民营企业，美国风投支持的海归，还是官方承办的企业，都享有平等参与的机会。但是，大型的民营企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十分保守。直到台积电开始赚大钱，民营企业巨头台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。
为什么台湾地区的大企业一开始缺席了后来堪比挖矿的晶圆代工业，甚至整个计算机产业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，出钱搞研发的，可能到头来给别人发明了一个好东西。考虑到台塑在传统的石化产业浸淫已久，更不适应、也不明白高科技工业的产业规律。
而那些清廉能干的“经济技术官僚”也明白，半导体的未来在海外留学生和海外科技产业人士的身上。只有凭借这些最优秀的智力资源，官方花大价钱搞的工业研究才不会白费，经济结构转型才有未来。
彼时，年轻的台湾地区芯片公司野蛮生长，站在两个时代的交界处。他们将要跨海横洋，碰撞全世界。